一、《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
1963年出版《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憑借此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現(xiàn)今蔚然成勢的全球史,始于20世紀60年代,第一部成功的著作便是威廉·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從1936年開始構思,1954年動筆,1963年出版,麥克尼爾歷時27年才完成這部史學巨著。面世后,立即受到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特雷弗-羅珀高度評價,一度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更榮獲美國圖書最高獎“國家圖書獎”。
《西方的興起》采用從古至今的敘事結構,上起人類的起源,下迄20世紀末,聚焦于中東、印度、中國、歐洲等主要文明,以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為主線,勾畫整體而生動的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跨越民族、國家的樊籬,將全球文明看作一個不斷運動變化的整體,把人類歷史分為中東統(tǒng)治的時代、歐亞文明均勢的時代和西方統(tǒng)治的時代三個階段;以“歐亞大陸生存圈”為核心,縱覽了在這個大生存圈中各個文明交融傳承、興衰演變的宏觀全景。
麥克尼爾以優(yōu)美流暢的筆觸,將貿(mào)易、旅行、遷徙、征服、沖突、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的傳播、技術的擴散、疾病的流行等,人類長期的跨文化互動的歷史;以及犁、戰(zhàn)車、馬鐙、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工業(yè)革命、民主革命、科技革命等,關鍵性的人類科技和文化變革,編織成了一部恢宏、通透、高潮迭起且極具吸引力的整體世界史,帶給讀者史詩小說般的閱讀體驗。 《西方的興起》確立了麥克尼爾的史學地位,它的出版被史學界認為是“湯因比時代向麥克尼爾時代”的轉變,標志著全球史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誕生。麥克尼爾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認為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聯(lián)結的;各個文明之間的交往互動是促進文明演化、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麥克尼爾書寫全球文明的互動,讓之前隔離、孤立的世界史,變成動態(tài)、交互的世界史,繪制了一幅人類文明的交互網(wǎng)絡圖。
作為公認的“全球史奠基之作”,《西方的興起》也是歐美最著名、最流行的世界史著作,歷經(jīng)多次再版,50年暢銷不衰,被贊譽為“已出版過的敘述和解釋整個人類史的著作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并且已經(jīng)成為“在人類文化史中具有深遠影響的巨著”。
二、《世界史》
1967年出版《世界史》。
麥克尼爾《世界史》是公認的全球通史開山之作,第一次完整講述了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互動的故事。阿諾德·湯因比、斯塔夫里阿諾斯、杰里·本特利、何炳棣、許倬云、錢乘旦、劉新成等權威推薦。 麥克尼爾的進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有相似的地方。只不過達爾文的論述對象是“生物”,而麥克尼爾論述的對象是“文明”。文明的生長和滅亡也符合“物競天擇觀“。所有競爭力強大的文明都與其生存的環(huán)境以及人類對環(huán)境的認識息息相觀。麥克尼爾構建的世界史就是文明進化史。不過,他并不認為現(xiàn)代文明優(yōu)于古代文明,也不認為現(xiàn)代文明是古代文明的墮落。他只是客觀地描述這種變化,最主要的是揭示其變化的機制。 麥克尼爾筆下的文明至少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是軍事,比如兵器、鎧甲對礦產(chǎn)的依賴,戰(zhàn)馬對牧場的依賴,軍隊對給養(yǎng)的依賴;第二是文化,這包括人類的生存或者說創(chuàng)造財富的方式,以及保證財富分配合理的社會法則,先進的文化會從民間偷偷地輸入到其它文明中,這種征服很隱蔽;第三是宗教,它掌管人類重大事務,并在最尖銳的精神沖突中占據(jù)主導地位,同時它本身也就是文明的凝聚力所在,沒有凝聚力的文明是脆弱的。所有在競爭中取得勝利的文明必然在這三個層面上優(yōu)于其它文明,并且自身亦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既然是用文明之間的交流和競爭構建一部世界史,麥克尼爾的眼光就總是聚焦于征伐中的軍隊、游牧民族、商人、水手、海盜、僧侶、工程師、傳教士、某種思想的奠基人或啟蒙者,以及瘟疫。而對和平時期的朝代更迭不屑一顧。因此他筆下的世界史更像一條巨大的河流,河中心的流速極快,但靠近兩岸的地方則流得較遲緩。麥克尼爾的成就就在于標定了這條河的中心河道和流向,這是他在世界史方面真正的奠基工作,其他史學家似乎只能延著他定下的航道尋覓新的發(fā)現(xiàn)。 這本書的寫作策略是一方面提供一幅幅全景圖,另一方面又遍歷每一次重大事件的中心,這就是本書的結實、秀美的骨架。而文明的形成和交流的細節(jié)則是本書的血肉。整本書又像一部雋永的智慧小品集。造成這種奇妙效果的原因是:其內(nèi)容不僅鋪敘史實,而且在每一章提煉出一個明確的主題,將物質的進化和文明的更新密切結合,提供一系列雄辯的論述,充分顯示其深思熟慮的特點。 比如第三章論述制鐵技術對文明發(fā)展的影響:“這次技術進步的第一個重大后果是新一輪蠻族入侵,他們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圍了古代中東地區(qū)的大帝國并一個接一個地推翻了它們。鐵器時代蠻族的軍事勝利依靠的是原始的平均主義共同體的同心同德,在這種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強大的戰(zhàn)士,因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區(qū)長期盛行的主人和臣民之間的鴻溝。人數(shù)稀少的戰(zhàn)車貴族,被憤怒的臣民所包圍,被傳統(tǒng)的內(nèi)訌所削弱,所以不是這種群體性攻擊的敵手?!?/span> 在這段論述中,麥克尼爾沒有把蠻族取勝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制鐵技術的出現(xiàn),而是歸結為鐵器在不同文明中的使用方式:把武器分散開要比集中起來更有威力。喜歡軍事的讀者很清楚,歷史上出現(xiàn)的任何新兵種都會遇到分散和集中戰(zhàn)術選擇,而這又與文明的特征有緊密的聯(lián)系。麥克尼爾總是仔細地研究每一種文明的鮮明的特征,并把其變革和滅亡歸因于其內(nèi)在缺陷。再如第五章論述希臘的軍事方陣與斯巴達奴隸起義之間的關系: “軍事戰(zhàn)術的一個重大變化為參與政治生活的農(nóng)民奠定了穩(wěn)固的基礎。這就是方陣的發(fā)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陣形……由數(shù)千名身披鎧甲、行動如一、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的沖鋒能夠橫掃戰(zhàn)場上的騎兵或敵方的任何其他力量。當這種優(yōu)勢變得明顯時……任何不利于加強方陣力量的事情都會危害城邦。如果危險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紀斯巴達發(fā)生的奴隸反抗多利亞統(tǒng)治者造成的災難那樣,那么對它的反應將是十分劇烈的?!?/span> 盡管麥克尼爾注重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影響,但是他卻不認為人類最終會形成統(tǒng)一的文明。他曾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過一篇批判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和最后一人》的書評。福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會以西方式民主自由為終點,并在這個終點結成一體。麥克尼爾批駁了這種思想,認為人類將保持文明的多元化。他給出的理由是:”團體就是靠他們與外人的差別來定義他們自己,而人性是變化的,所有從基因遺傳的傾向和能力都會自動形成各種各樣的形式。”這個理由其實并沒有太大的說服力,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麥克尼爾的強勁有力的樂觀主義,正是這種思想保證了這本《世界史》從頭到尾都新鮮、生動。